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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置身事外求解放,解放战不以为意纪实

作者: 永利集团304.com  发布:2020-01-10

  
  第一阶段(1946年3月-1947年3月)   这一阶段内战已经蔓延到全国,但仍为边打边谈阶段;重庆-南京的国共谈判与全国的军事冲突同时进行,两者互相影响。双方的战斗主要在谈判争议不下的地区(如东北,苏北和中原等)进行,而双方认定的“固有”地区(如延安)则几乎未发生战斗,反之若一方进入对方的固有地区(如中共进入长春,国军进入张家口),则会引起另一方谈判代表的强烈抗议。中共仍然在国统区公开活动,并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因此,此时的内战仍未以国共公开决裂的方式爆发。
  为压迫国民党方面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在杜鲁门总统支持下,马歇尔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国对国民政府武器禁运。事实上,武器援助到1947年11月才恢复。驻中国美军指挥官魏德迈将军后来在国会作证指出,六月停战令后国军士气低落是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而武器禁运和美国对国民政府其他支持的失败,以及中国和美国的反国民政府各种宣传都直接造成了士气低落。陈纳德将军等也支持这种观点。
  东北战事:自1月停战令之后,双方为抢夺苏联撤退留下的真空地带,又重新开战。1946年3月,随着苏联军队撤离东北,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展开了激烈争夺。4月-5月,四平街,长春均爆发了激烈战斗,5月下旬,国军在四平重创林彪部队,从辽北全线追击到松花江畔逼近哈尔滨。此时,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压迫下,国民政府6月6日下达了第二次停战令,但停战期间国共双方代表仍未就改组政府和江苏北部政权问题达成协议。中原战事:6月26日,停战有效期刚过,国共双方在关内中原解放区(湖北、河南交界),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共李先念在从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处获知情报的情况下提前发起进攻突围。中共认为,此战为内战全面爆发的起点。国军在刘峙、程潜的统率下,以20万优势兵力攻打在宣化店被包围的6万中原解放军,解放军获知消息提前突围,史称“中原突围”。江苏战事:7月,国共就苏北政权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此时国军为保卫南京侧翼安全,向江苏中部和北部的新四军驻地发动进攻。粟裕部队与国军激战,战斗从7月开始到12月底结束,中共称为“七战七捷”,国军也宣称取得了胜利。战斗的结果是国军损失第69师,共产党军队实现了在运动中歼敌,打击国军有有生力量的目标。而国军占领了江苏北部全部城镇,把中共军队压过了陇海线,完成了国军的既定目标。华北战事:华北地域战斗分北线(山西塞北)和南线(河南地区)。
  北线:北线大同集宁战役由解放军在7月下旬首先发起。7月20日,解放军为攻占大同,在应县与国军激战,始终未能攻克。8月,解放军围攻大同。傅作义部队全力增援大同守军,9月,傅作义第35军进攻集宁以解大同之围,此时国共在集宁处于胶着状态,大同又迟迟未能被中共攻克,故解放军主动撤退。解放军在大同作战失利,导致中共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处于危境。9月下旬,国军36集团军乘中共主力在大同之际,进攻张家口。国军采取奇袭,自长城北侧荒芜地带以骑兵突然进攻兴和,尚义,解放军仅有一个连守张家口,猝不及防。10月初,应马歇尔要求,国民政府下达第三次停战令,但停战令期限刚过,10月11日国军占领了张家口。此事引起国共谈判趋向破裂。张家口被占领是中共遭遇的重大挫折,故中共在重庆《新华日报》,以及友党民盟报纸中,大量报道国民党占领张家口,追究其破坏和平的责任。而此时国民政府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又遭到中共坚决反对。正在斡旋国共冲突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看到政府攻占张家口的报纸后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南线:南线以河南,鲁西南为中心,此处国军兵力薄弱,中共刘邓大军首先开战。8月10日,刘邓三个纵队突袭陇海线,占领砀山和兰封之间百余公里铁路。随后国军调集大军反攻,解放军撤退的同时寻找国军薄弱部队围歼。9月初,解放军在定陶合围国军整编3师,将其全歼。但是国军整体反攻的局势没有改变,东线鲁西南地区,国军进展顺利。晋南地区,胡宗南部队受阻,整1师第1旅被陈赓部队围歼。10月下旬,国军占领25座县城,完成华北南线作战,中共晋冀鲁豫部队被压制在黄河以北。更多资料:制宪国民大会与军事冲突同时发生的,则是国共在南京的政治较量。此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政府谈判陷入胶着状态。
  双方的分歧主要有两个   改组政府问题:中共坚持要求在国民政府委员会的40个名额中,与民盟一起合占14个名额,以行使1/3否决权。但国府只同意给12个,后国府让步,同意第13个由中共推荐一无党派人士,并经国府同意产生。但中共不同意,坚持要求占14个。东北问题:因东北战斗激烈,双方围绕东北政权问题和东北军队驻地问题争执不下,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因国府坚持11月中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周恩来称,“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就回延安”。因此国民大会前中共能否提交名单已经成了问题关键。在马歇尔拒绝调停的情景下,第三方面(民主党派梁漱溟,蒋匀田,左舜生,莫德惠等)出面调停。10月26日,第三方面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分送中共梅园新村、马歇尔使馆和国府。但周恩来看到后大哭,说第三方面出卖了他,故第三方面不得不撤回该方案。11月11日,第三方面接到国府通知,国大代表报道人数达到法定人数,无论中共是否参加,均预定在11月15日举行。值此,第三方面也出现分裂,民社党和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民盟拒绝参加并开除民社党出民盟。此时第三方面调停继马歇尔调停失败后,也遭遇全面失败。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此时,国民政府为迎接制宪国大,下达了第四次停战令,但已经对军队战斗没有约束力。1947年1月,《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国民政府应马歇尔的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能进一步举行圆桌会谈,以政治方式解决两党争端。共产党方面认为国民政府没有诚意,中共南京代表陆定一回应,“废除伪宪法和恢复1946年1月31日军事位置,是恢复和谈的最低限度”,这使得国共谈判失去任何基础而完全破裂。此时中共仍坚持在南京活动,不离开。国府两度委婉逐客无效,故2月底,国民政府公开下达逐客令,限令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留守处代表3月5日前撤离,并关停重庆《新华日报》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关于1947年1月制宪国大之后国府三次和平努力,有各种说法。前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写到:“综观前后,过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因为“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中共认为,是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试图嫁祸共产党;国民党认为,是“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周恩来后来认为:“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

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的耻辱,然而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却没能得到渴盼已久的和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决意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

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斗智斗勇;在远离战火的大后方,同样有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进行着关系中国命运的较量。

早在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就提出召开党派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之后,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再次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召开国事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事宜。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对,直至抗战结束,政治协商会议一直未能召开。重庆谈判和签订的“双十协定”中确定,于1945年11月2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各项问题”,但再度被国民党挑起的国共双方的军事摩擦所搁置。直至马歇尔来华调处,促成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1946年的1月10日,在全国民众的殷殷期盼中拉开序幕。

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名、中国共产党代表7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名、无党派代表9名、中国青年党代表5名。由于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国共产党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求同存异的胸怀,争取民盟和无党派代表的同情和支持。会前,周恩来代表中共向各派代表建议:要相互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这些建议对政协会议的召开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会议围绕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进行讨论。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无党派代表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一份政协协议,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担任。改组后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此外,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办法,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商定办法对中共军队进行整编,国民党军队按照国民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

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协议虽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实质上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的否定,因而在当时条件下,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实行民主政治、和平建国愿望,受到全体民众的欢迎。协商会议的达成和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政治胜利。

国民党顽固派难以接受任何真正的民主改革。为达到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目的,顽固派无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冒天下之大不韪,竭力破坏政协会议的成果,乃至接连多次用暴力打杀异议人士,制造了一连串血案。

较场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有计划、有预谋地破坏陪都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打伤大会主席团成员、民主人士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郭沫若、马寅初等60余人。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社,在发表的消息中隐瞒真相,颠倒黑白,更加激起了各界人士和全国民众的公愤。

下关惨案。1946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50多个单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会议决议。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的近10万群众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由大会推举的代表马叙伦、雷洁琼等赴南京请愿。马叙伦等一行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围殴,造成12人受伤。

李、闻惨案。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举行招待会,和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将民盟领袖、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暗杀在回家路上。李被害后,著名诗人、大学教授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于7月15日下午召开的李公朴追悼会并发表讲话。当日下午5时,他在归家途中,又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

1946年7月初,国民党政府更是不顾中共和民主同盟等党派的坚决反对,无视政协决议,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于7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在7月5日跟进抗议;10月14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指出,民盟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11月10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党派的重庆分会和重庆的21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这种分裂行动。11月15日,国民党一意孤行在南京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并通过伪宪法,遭到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唾弃,被彻底孤立。

国民党顽固派不仅破坏政协协议,而且拒不执行1946年1月马歇尔调停达成的停战协议。蒋介石秘密下令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造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先后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和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同时,指挥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从停战令生效到6月,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大小进攻竟达到4365次,所用兵力累计270万人次,侵占解放区城市40座,村镇2577处。

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不懈斗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先后在重庆和南京同国民党谈判。3月18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的行径指出:“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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